孔子为什么不称霸？

千古以下，看重失败的英雄者，太史公司马迁大概是第一人。他秉直写史，推演公正的历史逻辑，怀着崇敬之心去追写那些超迈的侠义之士——他重过程，不重结果；重正义、道义、信义，不重“胜者王，败者寇”的强人逻辑。
司马迁是第一位为项羽说公道话的人。他推崇这位勇武正直最终却战败疆场的江东义士，竟然一反常规，把这位失败的英雄写进了“本纪”里！——本纪，这是专为皇帝与君主写的传记啊！太史公把项羽当作一位君王看待。自然，这既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独特的眼光！而写到以市井无赖起家、不无刁蛮之气但最终成就了王业的汉高祖刘邦时，太史公的笔调里竟敢流露批判之意。这样写历史当然会得罪当权者。但即使是经略韬天的汉武帝，也没能折服司马迁。太史公曾自白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这种宣言的史官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他所遵循的历史法则不从现世的逻辑中来，而从天人、古今以及慷慨独立的自我中来。
司马迁是一个不守现成的游戏规则的人。他留给后人的隐语就是——赢家不一定是英雄。历史当然永远地记住了他，并用他来教育我们后来的人。
还有一个不循强人逻辑的人，他是远司马迁400年以上的孔子——我们熟悉他，远甚于熟悉那些在30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做了国君的春秋霸主们。但孔子不是霸主，孔子是平民。
孔子的一生，似乎落寞寂寥，终身不外教书、教育弟子，以及赶着一辆牛车，走很远很远的路——从我们现在的山东一直走到山西、河南、河北——一路巅簸着风尘仆仆缺衣少食穷愁潦倒，去各个国家作民间访问，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谒见国君。一旦见到这些雄心勃勃的君王，便要力劝他们采用王道策略，抛弃霸道策略——所谓王道者，即以道德感召天下，不战而为王；所谓霸道者，即以武力君临天下，在生灵涂炭中走向王位。尽管孔子是一位旷世辩才，但他的理论往往只能得到很小的共鸣。当国君们退到寝宫里去仔细思量时，他们往往会决定不予采纳。孔子于是只得奔赴下一个目的地，餐风露宿不知疲倦地寻找他理想中的君主。
但所有的春秋国君都让孔子失望了。
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不再围绕这些话题作文章。他们提出了一个新鲜有趣的问题：孔子如果真有政治图谋，为什么不揭竿而起，树起一面旗帜，也来做一做春秋霸主？要知道，他是完全具备这个条件的啊！他有三千弟子——即使是在今天，三千人也算是一个庞大的人才集团！更何况当时这些堪称有最高学识才能的人，都是各个国家的栋梁，孔子一振臂，弟子们焉有不八方附集之理？且孔门中还有具备一流外交才华的子贡，这位终生敬重老师的学生宁愿不向天下施展自己的抱负，也要时时刻刻跟随在老师身后。
但孔子不称霸。他甘愿在路上不停地行走，孜孜不倦地传播理想与学识。显然，他不认为占领天下就是最后的胜利。
时光公正地见证了每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作为一个圣哲之人，孔子开启了中华儒家文化的源流。他短暂的肉体人生，绵延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我们生生世世祭奠圣人，而时光却涤荡尽了中原大地上春秋霸主们留下的最后一丝骄傲的霸气。
这大概就是一世称雄者与圣人的区别：前者把苦难留给别人，后者把苦难捡起来，背在自己身上。
还有一位离我们最近的反强人逻辑的人——鲁迅。这位本世纪初的青年导师，给我们讲过何为“中国的脊梁”。先生说：那些在赛场上即使掉到最后，依然稳健地向终点跑去的人，以及看台上那些并不喝倒彩的观众，才是——中国的脊梁。
先生极端看重人生坚韧而持久的行进过程。即便一切都败了，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意志、勇气、骨气还在，这样的人就是永远站立着的，永远没有被击倒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中豪杰。
人可以一切皆无，无胜败之心，无强弱之辨，无功利之虑，但不可无柔韧之志与真诚之心，这是人性层面上的真正的英雄气质。看一看这一个人——衣衫破碎的过客一直在走，从他还能记得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在走。路边的老翁劝他回转去，因为前边的路他肯定不能走完，但过客依然要走。他只能走，因为前面有声音催促他，叫他，使他停不下。当老人带着孩子走进土屋关上门，天底下孤零零的一个过客，却毫无畏惧地向无边无际的夜色中走了去。
你知道鲁迅先生的这篇作品吗？它是《野草》中的《过客》。
我们都是时光的过客。所谓过客者，乃行走于天地之间者。宇宙如此浩瀚悠久，而人生却是如此短暂、飘忽、虚渺。一介过客，不论成败都得走在一条人生路上。我们可以去尽情地较量输赢追究鹿死谁手，但不可丢弃磊落、乐观、刚毅、永不放任这一些品质，唯有这一切，才是英雄本色，是谁也打不败的本色。
所以才有了另一种胜负之说：仁者之败，虽败犹胜这是另一种逻辑，我们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