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年先进事迹材料
2017年1月8日，科学的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落。
7年前的那个冬日，他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大步流星走进这里的时候，震动海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他就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科研疯子”——“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黄大年在微信朋友圈写道：
“……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攸关的情谊群体，面对‘知音’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缺一个领军人物。我去长春找了他，第二次见才敢开口求他。因为这个上亿元的项目他分不到一分钱……”
“没问题。”如此痛快的回答让对方愣住了……
大家并不知道，黄大年看中的是这个项目瞄准的尖端技术——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每一个角落。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
大家更不知道，几年前，黄大年的父母相继离世时，他在国外忍痛未归，攻关的正是这个技术。
一天都没有等。他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他向吉林大学打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没有机库，他在地质宫门前寻了块儿空地，拉着团队挥汗如雨忙活个把月。
机库建成第二天，出事了。
“这是违章建筑，必须得拆!”有人开着卡车来就要动手。
原来，他们不清楚审批程序，只给学校打了报告，没有履行相关手续。
“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黄大年急了，一边喊一边往卡车前一躺。阳光正强，他眯着眼睛，就这样躺着。他的几个学生马上也在他身边躺下……
事情传开了，有人说黄大年就是个“疯子”。他不在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不疯不成魔。
就在这种“疯魔”中，我国在这一项目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至少缩短了10年，而在算法上，则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拼命黄郎”——“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回国7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
“白天开会、洽谈、辅导学生，到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因此人送绰号‘拼命黄郎’。”
“拼命黄郎”的一天大多是这样度过的：
早起，冷水洗脸，一大杯黑咖啡，转头埋在小山似的资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着电脑喊一声：“两个烤苞米。”没有烤苞米，他就从书包里掏出两片皱巴巴的面包。
下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校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找他请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时还会和一些专家电话交流。
“黄老师经常会接到一些单位的电话，就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征询意见，时间多半是在后半夜。”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担心：“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
这位“拼命黄郎”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2016年11月29日凌晨，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
“病人什么情况?”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室内，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问同行的人员。
“胃很疼，在飞机上就昏过去了。”
“他吃什么了?”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皱皱眉头，伸手想抽出病人怀里抱着的笔记本电脑为他做初步检查，却被对方抱得死死的。黄大年醒来第一件事就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然后长舒了一口气，对旁边同行的人员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天刚擦亮，黄大年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检查结果出来了：胆管癌。
肿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爱国情怀——“海漂”18年，难忘初心：“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2004年3月，父亲突然病重，进入弥留之际。黄大年正在1000多米的大洋深处进行“重力梯度仪”军用转民用领域的技术攻关。如果不是英国导师极力推荐，美方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黄大年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坚持做完试验。再次回到陆地时，父亲已入土为安。
两年后，同样的试验从潜艇搬上飞机，母亲临终前嘱咐爱子：“……早点回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大年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妻子开了两家诊所，女儿在英国上大学。
2008年，中国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没想到，他用最短时间辞职、卖掉房子和诊所、办好回国手续。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说：“是‘千人计划’成就了他，让他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现理想抱负，抒发他的爱国热情。”
整理黄大年遗物，王郁涵在他卧室床头柜的三个抽屉里发现了满满的治肝病的药，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不知有多少个深夜，黄老师靠着这些药物熬到天明。
赤子之心——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
回国这几年，黄大年在科研领域搅起一片涟漪。用高平的话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如同一股清流。”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深探项目，黄大年回国不久便出任该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专家。
第九项目斥资逾3亿元。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研究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个半死”。后来对方发现“居然连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更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还从国外引入一套在线管理系统，把技术任务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每晚11点他必登录检查，谁偷懒、谁落后，软件一开，一清二楚。
有人领教过他的“火爆”：
那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
“怎么回事?小王，你催过了吗?”听得出黄大年有些烦躁。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眼墙上的表，9点50分了，离开会还有十分钟，材料没交齐，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立刻摔了个粉碎：“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如此草草了事呢?!”
事后，他带着歉意说：“我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黄大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并非“吹毛求疵”。
在学生们心中，黄大年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严师慈父的长辈”、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
当年的学生马国庆和李丽丽家在农村，黄大年看好他们的专业潜质，创造各种机会送他们学习英语、参加国际交流。两人谈了恋爱，他帮他们争取留校。毕业结婚，又帮他们张罗租房。
有人嫌他管得太细、婆婆妈妈。他说：“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人才，现在多用点心，他们中就有可能出大师、出诺贝尔奖。”
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却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说，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写不满。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着点滴，为学生们答疑;他嘱咐于平“把咱们自己的经费再压缩一些”，确保其他机构积极参与;他记挂团队里的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
尾声：不说再见
2017年1月1日，新年元旦，手术后第18天。
病房里，黄大年手臂上插满了管子。在青年教师焦健的帮助下，黄大年认真收听着主席的新年贺词：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悟空”号已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
讲话中，主席提到科技攻关，黄大年显得有些激动，他猛地深吸一口气，用沙哑的声音对焦健说：“国家对科技创新这么重视……有了国家的决心……我们的技术马上就要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你们都要准备好，加油干啦……”
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
焦健忍着泪，直到出了病房的门他才哭出来。他看见了黄老师眼角含着泪光。
1月4日傍晚，坏消息接踵而至。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高、肝功能有衰竭倾向……
此时，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外孙降临到这个世上。
春伦，是黄大年为他的外孙起的中文名字：长春的春，伦敦的伦。黄大年曾说过，这是他最难忘、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哥，哥，你快醒醒，潇潇生了，是个男孩……”妹妹黄玲拿着手机冲进重症监护室里，把照片举到黄大年眼前。
照片里，小宝宝黄皮肤、黑头发、圆脸蛋，眉眼之间，像极了黄大年的神韵。
此时，黄大年已失去了意识……
1月8日13时38分。正午的阳光照进重症监护室的窗棂，黄大年永远地休息了。
不说再见，黄大年没有走，学生们耳边响起他熟悉的声音：
“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做出得去、回得来的科学家。”
不说再见，黄大年没有走，这片他热爱的故土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熟悉的身影。
他的生前助手于平、秘书王郁涵，常常静坐在黄大年的办公室里，仿佛在等待着出差回来的老师。
总有办公室电话和手机铃声打扰这宁静。在每一次来电点亮屏幕的时候，她们一次次地接起电话，告诉对方黄老师离去的消息……
7年前的那个冬日，他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大步流星走进这里的时候，震动海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他就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科研疯子”——“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黄大年在微信朋友圈写道：
“……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攸关的情谊群体，面对‘知音’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缺一个领军人物。我去长春找了他，第二次见才敢开口求他。因为这个上亿元的项目他分不到一分钱……”
“没问题。”如此痛快的回答让对方愣住了……
大家并不知道，黄大年看中的是这个项目瞄准的尖端技术——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每一个角落。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
大家更不知道，几年前，黄大年的父母相继离世时，他在国外忍痛未归，攻关的正是这个技术。
一天都没有等。他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他向吉林大学打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没有机库，他在地质宫门前寻了块儿空地，拉着团队挥汗如雨忙活个把月。
机库建成第二天，出事了。
“这是违章建筑，必须得拆!”有人开着卡车来就要动手。
原来，他们不清楚审批程序，只给学校打了报告，没有履行相关手续。
“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黄大年急了，一边喊一边往卡车前一躺。阳光正强，他眯着眼睛，就这样躺着。他的几个学生马上也在他身边躺下……
事情传开了，有人说黄大年就是个“疯子”。他不在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不疯不成魔。
就在这种“疯魔”中，我国在这一项目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至少缩短了10年，而在算法上，则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拼命黄郎”——“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回国7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
“白天开会、洽谈、辅导学生，到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因此人送绰号‘拼命黄郎’。”
“拼命黄郎”的一天大多是这样度过的：
早起，冷水洗脸，一大杯黑咖啡，转头埋在小山似的资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着电脑喊一声：“两个烤苞米。”没有烤苞米，他就从书包里掏出两片皱巴巴的面包。
下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校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找他请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时还会和一些专家电话交流。
“黄老师经常会接到一些单位的电话，就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征询意见，时间多半是在后半夜。”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担心：“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
这位“拼命黄郎”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2016年11月29日凌晨，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
“病人什么情况?”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室内，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问同行的人员。
“胃很疼，在飞机上就昏过去了。”
“他吃什么了?”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皱皱眉头，伸手想抽出病人怀里抱着的笔记本电脑为他做初步检查，却被对方抱得死死的。黄大年醒来第一件事就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然后长舒了一口气，对旁边同行的人员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天刚擦亮，黄大年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检查结果出来了：胆管癌。
肿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爱国情怀——“海漂”18年，难忘初心：“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2004年3月，父亲突然病重，进入弥留之际。黄大年正在1000多米的大洋深处进行“重力梯度仪”军用转民用领域的技术攻关。如果不是英国导师极力推荐，美方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黄大年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坚持做完试验。再次回到陆地时，父亲已入土为安。
两年后，同样的试验从潜艇搬上飞机，母亲临终前嘱咐爱子：“……早点回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大年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妻子开了两家诊所，女儿在英国上大学。
2008年，中国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没想到，他用最短时间辞职、卖掉房子和诊所、办好回国手续。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说：“是‘千人计划’成就了他，让他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现理想抱负，抒发他的爱国热情。”
整理黄大年遗物，王郁涵在他卧室床头柜的三个抽屉里发现了满满的治肝病的药，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不知有多少个深夜，黄老师靠着这些药物熬到天明。
赤子之心——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
回国这几年，黄大年在科研领域搅起一片涟漪。用高平的话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如同一股清流。”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深探项目，黄大年回国不久便出任该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专家。
第九项目斥资逾3亿元。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研究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个半死”。后来对方发现“居然连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更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还从国外引入一套在线管理系统，把技术任务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每晚11点他必登录检查，谁偷懒、谁落后，软件一开，一清二楚。
有人领教过他的“火爆”：
那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
“怎么回事?小王，你催过了吗?”听得出黄大年有些烦躁。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眼墙上的表，9点50分了，离开会还有十分钟，材料没交齐，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立刻摔了个粉碎：“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如此草草了事呢?!”
事后，他带着歉意说：“我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黄大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并非“吹毛求疵”。
在学生们心中，黄大年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严师慈父的长辈”、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
当年的学生马国庆和李丽丽家在农村，黄大年看好他们的专业潜质，创造各种机会送他们学习英语、参加国际交流。两人谈了恋爱，他帮他们争取留校。毕业结婚，又帮他们张罗租房。
有人嫌他管得太细、婆婆妈妈。他说：“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人才，现在多用点心，他们中就有可能出大师、出诺贝尔奖。”
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却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说，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写不满。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着点滴，为学生们答疑;他嘱咐于平“把咱们自己的经费再压缩一些”，确保其他机构积极参与;他记挂团队里的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
尾声：不说再见
2017年1月1日，新年元旦，手术后第18天。
病房里，黄大年手臂上插满了管子。在青年教师焦健的帮助下，黄大年认真收听着主席的新年贺词：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悟空”号已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
讲话中，主席提到科技攻关，黄大年显得有些激动，他猛地深吸一口气，用沙哑的声音对焦健说：“国家对科技创新这么重视……有了国家的决心……我们的技术马上就要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你们都要准备好，加油干啦……”
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
焦健忍着泪，直到出了病房的门他才哭出来。他看见了黄老师眼角含着泪光。
1月4日傍晚，坏消息接踵而至。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高、肝功能有衰竭倾向……
此时，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外孙降临到这个世上。
春伦，是黄大年为他的外孙起的中文名字：长春的春，伦敦的伦。黄大年曾说过，这是他最难忘、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哥，哥，你快醒醒，潇潇生了，是个男孩……”妹妹黄玲拿着手机冲进重症监护室里，把照片举到黄大年眼前。
照片里，小宝宝黄皮肤、黑头发、圆脸蛋，眉眼之间，像极了黄大年的神韵。
此时，黄大年已失去了意识……
1月8日13时38分。正午的阳光照进重症监护室的窗棂，黄大年永远地休息了。
不说再见，黄大年没有走，学生们耳边响起他熟悉的声音：
“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做出得去、回得来的科学家。”
不说再见，黄大年没有走，这片他热爱的故土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熟悉的身影。
他的生前助手于平、秘书王郁涵，常常静坐在黄大年的办公室里，仿佛在等待着出差回来的老师。
总有办公室电话和手机铃声打扰这宁静。在每一次来电点亮屏幕的时候，她们一次次地接起电话，告诉对方黄老师离去的消息……
